在当今这个危机频发、焦虑蔓延的时代，安全已经不再是“与敌人打仗”的问题那么简单。无论是新冠疫情到气候灾害，无论是网络攻击还是金融系统动荡，当然也离不开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博弈和“灰色地带”竞争，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所谓的安全，仅仅靠军队、武力和边境线是远远不够的。
这就是为什么综合安全的概念愈发重要。综合安全，并不是安全概念的“升级版”，而是一次思维方式的彻底转变。
安全的“反向界定”：从“威胁”到“风险”
过去我们理解安全，往往从“威胁”出发——谁想要伤害我们？他们有多大的能力？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手段反击？在这样的逻辑里，国家安全就是要防备“有意图、有能力”的敌人。
但问题来了：今天的很多安全问题，根本找不到明确的“敌人”。
比如气候变化，是谁要毁灭人类？没有。但后果确实真实可感。再比如大规模流行病疫情，是谁刻意制造了全球瘫痪？导致全球瘫痪的，是过度重视，还是过度轻视？也说不清。关键问题的转变，是安全的对立面，已经由主观特定的“威胁”转变为客观存在的“风险”。
风险与威胁的最大区别，来自风险不一定是对手有敌意的行为。它可能是技术事故、自然灾害、复杂系统的链式崩溃。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只用传统威胁的对抗逻辑看待安全，而是要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风险政治。
综合安全：来自需求侧的安全概念
传统的安全威胁是由供给侧决定。国家决定什么是威胁，武装力量提供保护，人民配合国家的判断应对威胁。
而综合安全，则来自需求端，更像是一种从下往上的机制——人民、企业、地方社会首先遭遇风险，然后倒逼国家将这些风险纳入政策议程。
比如，环境污染最先影响的是居民，网络安全事件首先困扰的是企业，供应链断裂最早感知的是工厂，疫情爆发最早影响的是局部民众。只有当这些“局部风险”积聚成“系统性挑战”，国家才会有所回应。
所以，综合安全不是“国家替人民做主”，而是“国家回应人民的焦虑”。它的逻辑顺序也变了，不再是国家主导定义问题，而是风险先在社会中流动，最后传导到国家。
风险是真的客观吗？
风险政治的一个关键特征是：风险的“客观性”本身，就是一种建构行为。毕竟“你之蜜糖、我之砒霜”。
比如我们讨论气候变化，科学家可以用模型给出温度上升的预测。但是不是值得担忧？需不需要“立即行动？就不是科学决定的，而是社会共识、文化信仰和权力关系决定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同样一组科学数据，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政策结论。同样是环境污染，中国和欧洲在对待治理上的态度完全不同。
于是，科学成为新的权威工具，也可以是政治动员的战场。每一个环保组织背后都牵扯着政治利益，每一个发展理论派别背后也都有自己的政治吹鼓手。
综合安全的两难：越治理，越不安全？
综合安全观的世界，到底是越安全，还是越不安全？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正在陷入一种新的风险困境？
答案或许是“是”。
在传统安全中，安全困境主要来自于军备竞赛升级导致的不安，你有，我也得有。
而在风险政治中，治理越多，治理越多，焦虑越强——你说碳排放是问题，我加大监管；你说AI可能失控，我立法限制技术发展……结果，随着管制的成分越来越多，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世界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危险了。
更可怕的是，治理可能被军事化，先发制人变得理所当然。比如，美国和以色列可以用伊朗企图制造核武器为由，对伊朗核设施和导弹部队进行突然打击。俄罗斯也可以用防范北约东扩风险为由，出人意料地对乌克兰发动二战以来欧陆战场上规模最大的战争。这时候，风险政治的道德外衣反而成了掩盖武力使用的合法性。
如何看待“风险时代”的安全？
在今天这个不确定性剧增、焦虑蔓延的世界里，真正的安全不再只是打不打仗的问题，而是如何认识风险、容忍风险，并在治理中建立新的社会共识。
综合安全的核心，是一个“从分布到综合”的过程：先承认每个人、每个群体面对的风险各不相同，然后再将它们汇聚成国家的安全议程。这是一个持续协商的政治过程，也是一个永远在动态中重建信任的社会过程。
未来的安全，不再是战场上的胜负，而是我们能否用政治智慧管理不确定性，妥善处理彼此之间的风险分歧。这也许正是21世纪国家治理的终极考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