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9日 印度媒体报道：自2017年引入商品服务税以来，已经过去了八年，但复杂的结构、积压的仲裁案件和合规负担正在削弱“一国一税”的理念。
拉杰什·索迪（Rajesh Sodhi）仍然记得2017年6月30日那个夜晚。这位来自卢迪亚纳（Ludhiana）的纺织制造商守在议会电视台前，一直熬到午夜过后，目睹商品服务税的宣布。“一国一税”是当时的口号，听起来如同音乐般悦耳。
八年过去了，索迪的热情已经变成了沮丧。他的工厂如今雇用了三名会计师，专门处理商品服务税合规事务。“我们原本被承诺的是简单化，”他说，“然而，我们得到的却比以前的税收制度更加复杂。”
索迪的故事并非个例。在印度，个人和企业都在努力应对一个似乎已经发展出自己“思维”的税收框架。
复杂性从基本税率开始。如今的商品服务税并非“单一税率”，而是有五个不同的税率：0%、5%、12%、18%和28%。再加上众多的免税项目、服务的差别税率以及行业特定规则，整个系统让旧的税收制度都显得简单了。
以爆米花为例，这是一个在2024年12月商品服务税委员会会议后数月仍然存在争议的问题。它是按5%、12%还是18%的税率征税？答案取决于如此细微的因素，以至于连税务律师都意见不一，但大致情况是：如果散装销售（例如在电影院），则按5%征税；如果包装且为咸味，则按12%征税；如果焦糖化，则按18%征税。但如果爆米花与电影票捆绑销售，商品服务税则为18%，因为这将被视为一种组合供应。
这些复杂性促使企业家和公司无论处于哪个行业，都在常规审计后重新分类其产品和服务，从而导致额外的税款需求，金额从数十万到数百万不等。
“税收必须有一种指导决策的理念。商品服务税远非它本应是的简单好税。”前财政部长亚什万特·辛哈说，“当我担任财政部长时，我将众多中央消费税税率简化为三个。商品服务税存在税率过多的问题。它正在造成分类、实施和申报问题。税率档次必须减少，理想情况下应减少到两个。”
印度经济的数字化揭示了商品服务税实施中的另一个关键限制。基于应用程序的服务、数字支付和电子商务平台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税收争议类别，而该系统并未为此做好准备。
在卡纳塔克邦，供应商在收到统一支付接口（UPI）交易超过400万卢比的商品服务税通知后正在抗议。他们目前要求该邦撤销此类税务政策，并放宽对小规模企业的执法规则。
再看看金融科技企业家，他们的借贷平台陷入了关于算法信用评分应被视为软件解决方案还是金融服务的争议，这一区别可能导致税率从0%到18%不等。软件即服务公司也因无法确定自己销售的是商品还是服务而陷入困惑。电子商务平台的市场模式与库存模式存在争议，而基于技能的在线游戏公司仍在应对从18%上升到28%的大幅增长，与赌博等基于机会的活动税率相当。
还有“奢侈品”分类的问题。正如Aarin资本董事长、前Infosys高管莫汉达斯·帕伊所说：“大于32英寸的电视和空调按28%的税率征税，但这些并非奢侈品。它们是如今的大众商品。两轮车和轿车在2025年也不被视为奢侈品。对印度建设至关重要的水泥也属于28%的税率档次。税率档次应该减少，分类也应该简化。”
商品服务税的复杂性引发的争议数量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2024年，印度全国高等法院对商品服务税作出了重大判决。而2025年更加繁忙，最近的一些案例包括：
跨国公司通过国际仲裁途径寻求从追溯性税收索赔中获得救济，许多争议仍在进行中。
在线真钱游戏平台对追溯性商品服务税通知提出质疑，金额高达1120亿卢比，超过了该行业大约200亿卢比的营业额。最高法院于7月15日听取了他们的论点，并已安排在7月25日进行最终听证。
食品配送聚合商正在考虑配送费用是否应征收5%或18%的商品服务税，这可能会进一步削弱他们已经微薄的利润率。
航空公司和航运公司在“供应地规则”方面陷入合规问题，这些规则令人困惑，而非澄清问题。
人寿和健康保险公司面临18%的商品服务税，这一负担被转嫁给了已经不堪重负的消费者。
这些案例表明，追溯性税收行动，特别是与间接税如商品服务税相关的行动，不仅可能影响合规，还可能影响企业的生存。
总体而言，“先付款，后争论”的方式也是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面临的一个障碍，这些企业资源有限，包括现金流，难以维持专业的税务合规团队。而且，繁琐的文书工作也无济于事。这包括对商品服务税门户网站访问的强制性多因素身份验证，以及为遏制欺诈行为而对电子路单生成的限制，这些都为日常运营增加了另一层复杂性。正如来自卢迪亚纳的企业家拉杰什·索迪所说：“退税延迟是我最大的问题。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与商品服务税相关的工作上。我成为一名商人是为了销售针织品和其他纺织品，而不是成为一名税务专家。但这个系统却逼迫我成为了税务专家。”
尽管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表现出了韧性，但最近的数据表明投资势头有所放缓。在2025财年，净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下降了创纪录的96.5%，据印度媒体报道，这与投资者退出这里有利可图的首次公开募股以及印度公司增加海外投资有关。但这里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追溯性税收法律的适用也削弱了法律确定性这一对投资者信心至关重要的原则。这种执法增加了额外的尽职调查要求和风险评估协议，特别是对于那些供应链复杂且涉及跨境交易的外国投资者。
印媒报道称，截至2024年3月，有争议的税收需求总额约为13.4万亿卢比，这可能促成了净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减少。汽车制造商大众公司正在对一项与进口关税相关的税收需求提出异议，金额约为1200亿卢比，这一调查已持续了12年。同样，马鲁蒂铃木（约2000亿卢比）和现代汽车（约400亿卢比）也在这些顶级公司之列。这些旷日持久的斗争以及围绕税收义务的不确定性可能会让投资者对印度税收制度的可预测性产生担忧。
有迹象表明，印度的政策制定者终于开始承认这些痛点。由于2025年预算，企业预计在本月晚些时候举行的第56次商品服务税委员会会议上会有一些商品服务税税率的合理化。据报道，正在考虑的两项主要措施是取消12%的税率档次，以及对定期存款完全取消商品服务税。
但对于索迪这样的企业来说，问题不在于改革是否会到来，而在于它们是否会及时到来。在八年来的承诺和补丁之后，印度的企业家们对这项伟大的税收改革已经失去了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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