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彪
编辑｜刘鹏
“给三岁以下的婴幼儿每月补贴300元，是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一个积极信号，特别是对减轻低收入人群的生育压力有很好的帮助。”在全国层面的育儿补贴制度正式落地之际，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数量经济与数理金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龚六堂对这一政策给予积极评价。
龚六堂长期研究居民收入、劳动力市场及人口经济等话题，也曾就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降低居民生育成本等议题向政协提交提案。在与财经的对话中，龚六堂认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是一个系统、长期的工程，不可能通过一项政策或单纯的资金补贴就能完成，也不可能通过补贴就能立竿见影的提升生育率水平。
实际上，龚六堂也不建议设定某一个具体数据或者时间表式的政策目标，在他看来，少子化、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经济规律，通过政府、家庭、企业和市场的长期持续努力，能够减缓老龄化的速度，从而降低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
以下是腾讯财经《经济大家说》栏目与龚六堂的对话全文：
经济大家说：《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正式公布，3岁以下婴幼儿每年均可领取3600元补贴。您怎么预判这个政策的效果？比如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家庭，这个补贴的影响是否会不一样？
龚六堂：最近几年，我国的总人口规模呈下降趋势，2024年总人口同比减少139多万人，而劳动力人口数量更是从2016年就开始下降。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对生育进行政策干预。从前几年开始，逐步放开二孩、三孩，部分地方政府也出台一些生育补贴的政策，但是总体来看生育率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改善。这次在全国层面推出生育补贴，我认为这对减轻生育负担和激发生育意愿是会有一定帮助的，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很重要的一环。
另一方面，每个月300元的补贴标准，我想的话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差异是比较大的。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这个补贴的影响可能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这个补贴的影响可能就很明显。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低收入组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9542元，也就是说月收入不足800元。每月300元的补贴对这些低收入群体而言，是能够帮助缓解他们在生育养育过程中的经济压力的。再说对于整体居民而言，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14元，月均是3400元左右，每年3600元的生育补贴对减轻居民的经济压力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当然，这个生育补贴政策，也不可能立即解决掉所有问题，也不可能说对生育率的提高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我想这也不太可能是政策出台的初衷。但是，这个政策对于短期降低部分家庭的抚养成本，以及长期构建生育友好社会的一个积极信号。
经济大家说：从出生人数来看，前几年新生儿数量连续大幅下降。2024年新生儿954万，是7年来首次回升。您如何评估这个回升，是前期政策起到一定的效果，还是说只是短暂的偶然现象，未来的趋势是什么？
龚六堂：2024年新生儿数量回升，是不是拐点很难说。虽然2024年回升了50万，但是较2016年1800多万的新生人口，2024年新生人口数量仍然仅相当于2016年的一半。2024年新生人口上升，到底是前期政策发挥效果，还是有其它因素起了作用，这还有待观察。比如有研究表明，受到前几年疫情的影响，2024年欧美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生育率都呈现了上升。另外，因为生育是个滞后的行为，观察政策的效果需要拉长时间来看，所以前期政策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经济大家说：谈到政策的目标，你认为就鼓励生育的政策而言什么样的目标是合适的？考虑到随着经济发展，少子化是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存在的普遍的趋势。我们怎么认识人口发展的规律和政策有哪些关系？通过政策的支持和调整，可以改变哪些方面，哪些方面又是无法改变的？
龚六堂：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回答。全球主要经济体，特别是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经济体，他们都经历过了少子化、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尽管这些国家已经出台了许多政策，但少子化的趋势仍然存在。因此，我认为，我国现在出台的生育补贴政策，不可能全面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只可能一定程度上减缓这种趋势。居民的生育养育成本是可以改变的，但是生育的主观观念、家庭养育的观念、婚恋文化等是很难改变的。
因此，我认为政府当前出台的生育补贴政策，主要是着眼于短期，希望提升某一部分适育人群的生育意愿，缓解一些群体养育小孩的压力，这是有一定帮助的。
从中期来看，我们还需要构建多元化的生育支持体系，比如托育服务、学前教育、女性在就业过程中的权益保护等等，从而提高整个社会对生育的友好度。
从长期目标来看，我认为是要减缓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人口老龄化肯定是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可以减缓老龄化的速度，从而降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冲击和负面影响。在我们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人口是非常重要的要素之一，我们过去追求人口数量，现在要逐渐追求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并重。所以，这几个方面是我们人口政策要实现的短中长期目标。
经济大家说：所以，如果要确定一个数据上的目标，比如用多少年把生育率提升到某个水平，你认为是不必要的吗？
龚六堂：是的。设定一个具体的数据目标，比如用多少年或者到某个年份就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某个数值，我认为这样做没有太大的意义，反而可能因为有了具体的数据目标，导致政策扭曲变形，反而不利于高质量的发展。重要的是通过政策的持续努力，减缓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经济大家说：如何照顾婴幼儿也是影响年轻人是否生育的一个因素。当前我国由爷爷奶奶隔代抚养孙辈的现象很普遍。同时，我国也在推进婴幼儿托育等市场化服务，增加托育服务的市场供给。您认为以隔代抚养为主的模式会向什么样的趋势发展？
龚六堂：隔代抚养是中国家庭结构、社会文化的一个特点。从社会层面讲，老年人照料孙辈，能够获得情感上的寄托，这也是养老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从经济层面上讲，父母帮助年轻子女照顾孙辈，可以节约年轻人的时间以投入工作，这实际上是增加了劳动力供给。甚至父母能否帮忙照料也是年轻人生育决策时会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隔代抚养对稳定或提升生育率，是有积极作用的。中国的生育率没有像日本、韩国那样下滑很快，隔代抚养是原因之一。
但是，也要看到隔代抚养也有缺点。这个可能现在还有些争议，但是也有数据上的验证，就是隔代抚养的孩子和父母自己照顾的孩子，后来的人力资本存在一定差异。通常认为父母亲自照料长大的孩子，人力资本的水平相对较高。再就是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出台了延迟退休政策，这就使得父母帮助年轻人照顾孩子的时间减少。
所以，我认为还是要加快发展市场化的托育服务机构，使婴幼儿照料从以隔代抚育为主过渡到市场化托育为主，家庭隔代抚养作为辅助，这样两种形式相结合的模式。这种模式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又体现了市场供给和需求。
经济大家说：现在不管是家庭隔代抚养，还是市场化托育，都有很多难点需要解决。比如，延迟退休，父母年龄大，父母和子女在异地，生活、医疗、居住不便利等。市场化的托育也存在供给不足，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有没有一套系统的解决方案？
龚六堂：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不是某一个政策或者单纯资金补贴就能完全解决的。比如，我们需要为人口的流动提供便利，减少家庭在医疗、养老、居住上的后顾之忧。再比如，教育体系如何防止“内卷”，为不同收入家庭都能提供公平优质的教育。在居住上，以前的保障房一般是一室一厅或最多两室一厅的小户型，未来的保障房能否做到三室一厅，更好地满足多孩家庭的居住需求？以及企业落实休假制度，保障女性职工的权益等，形成一个长期良性的支持系统。
对于市场化托育机构的培养，需要政策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在托育服务的质量上，需要政策的引导，强化标准和质量建设，还可以建立公开的信息化平台，加强公众和政府的监督。总之，需要家庭、市场、企业和政府的良性互动。
经济大家说：对于企业而言，可能会觉得支持生育是一个具有“外部性”的事情，比如产假对支持生育有好处，但是却意味着企业招聘女员工会付出机会成本，这也是女性在求职过程中遭遇歧视的原因之一。你觉得这种难题怎么解决呢？
龚六堂：我关注到日本有一个做法。在女职工休产假过程中，公司会安排其他员工加班，因此需要向这些员工支付加班工资，日本的做法是由政府来承担这些额外的加班工资。因此政府不仅要补贴个人，还应该为那些对生育友好型社会做出贡献的企业进行补贴。
经济大家说：支持、引导、鼓励都离不开资金，但是钱从哪里来呢？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是否可持续？政府在推进，有没有可能对于生育养育也有一些金融的手段？
龚六堂：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财政支出是有一定的压力的。从短期来看，我们的国债还有进一步增发的空间，国债可以缓解财政压力。
第二，通过生育补贴，提升生育意愿，提升养育质量，可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从而可以支撑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反过来支持财政对生育的补贴，这样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另外，这次的生育补贴是全国层面的，地方政府还需要在此基础上推出地方性的支持政策。生育本身也具有地域性特征，一个地方的生育率水平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对生育是否足够友好也是当地能否吸引人口流入的原因，因此后续需要中央和地方层面共同发力。
